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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特权:坐等剥离不如开门倒逼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09-06-04



     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而户籍制度不改革又无法改变其附着的福利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只有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即可共享,则可以打破改革面临的两难处境。(6月2日《新京报》)   在长期以来有关户籍改革的讨论中,“破除户籍藩篱关键在破除户籍特权”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登记与管理意义上的户籍,根本不存在什么改革难题;改革的关键,当然在于户籍背后各种差距悬殊的附加福利。社科院专家蔡昉看到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他也只能开出“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的药方,却没有给出具体的剥离办法或建议。而这,才是眼下必须面对的真正难题。   本质意义上,要破除户籍背后的特权福利,不外乎两种办法:一种是“剥离”,先坐等各种户籍特权被剥离掉,然后放开户籍大门轻装改革;另一种是“倒逼”,具体又可分为两种需同时进行的方式,一是加大力度填补户籍福利低洼地带,不割长板但是大补短板;二是通过有序适度放开户籍大门来摊薄户籍特权,从而倒逼出户籍福利的相对公平。   既然称之为户籍特权,必然会有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剥离就意味着要侵犯他们的利益。这往往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坐等户籍福利剥离到公平状态再来放开户籍大门,不说永远没有可能,至少也是遥遥无期。先有序开门,并且通过有序开门和人们的自由选择来自行摊薄或剥离各种户籍福利,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可行之法。   当然,即使“开门”也很难一下子全部放开,而必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暂时的不公。以前一段时期被热烈讨论的购房落户为例,很多论者就只看到了“开门”的不公,而没有看到其倒逼的价值。毋庸讳言,很多城市政府在制定这一政策时,主观上是在“兜售户口剩余价值”;但购房落户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摊薄户籍特权之效,推动了户籍改革。   是先剥离,还是先开门,这应该是决定户籍改革进程的一个关键抉择。如果我们把户籍特权简单看作是一个围城内与围城外关系的话,那么,“开门”既能逐步减少围城外的人数,又能摊薄围城内的户籍福利;而当“开门”进行到一定的程度,那道保护不公平户籍特权的围墙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否则,仅靠围城内自我“割肉”式地剥离户籍福利,户籍之门又当何时才能打开?(舒圣祥) 怎样的户籍改革才公平   如果要问现行的户籍制度该不该改?回答几乎是众口一词:该改。但当具体的户籍改革措施提出来或是公布实施后,却又几乎难逃强烈质疑和猛烈批评,其中最常见的理由总少不了一条——不公平。近日有两则关系户籍的政策和建议就有如此“遭遇”。    一是上海市政府印发《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凡是符合条件的外地来沪创业、就业人员均可通过申请以获得上海户籍。二是北大教授杨开忠表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也应该出台“购房落户”政策,以拉动房地产消费。这两则涉及户籍改革的政策尝试和学者建议一经公布和报道,立即引发舆论热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质疑是上述政策和建议意味着现行的户籍制度将给有技术(或学历)和有钱人开后门,不公平。   户籍制度不改不公平,尝试着改也不公平,理解这进退维谷的尴尬恐怕还得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中去找答案。   户籍壁垒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遗产,尤以京沪等大城市的户口稀缺为代表。壁垒高筑,让多少本该获得正常迁徙的人因为无法得到一个大城市户口而备尝辛酸,饮恨终身。因此,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员流动的几率大大提高,抨击原有户籍制度违背公民迁徙权利要求、违背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呼声日盛,成为推动户籍改革最有号召力和鼓动性的标识。   由于户籍制度的历史形成原因和现实利益考量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彻底取消带来的后果难为社会现实所能承受,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逐步地改,积小改为大改,为将来彻底打破城乡户籍壁垒,构建全新的保障人员迁徙流动的人口管理制度创造条件。   静止地看,现行户籍制度的不公平毋庸置疑,不必赘述,而各种改革的尝试和建议,本质上只是在承认现行户籍制度前提下的部分改动和松动,很难产生颠覆性的改革效果,所以目前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籍制度公平性问题。换言之,现在的改革努力仍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但是发展地看,正是有了这些一点一滴的改动和松动,户籍坚冰才会一点一点地消融,彻底打破户籍壁垒才有希望。所以,用公平性标准来评判当前改革尝试和建议的合理性、有效性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误导,除了会迟滞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现实永远不会有理想中的完美,但我们生活在现实中,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评判,用现实的理性去设计,不要求全责备,而要更多地看到一项措施是否有利于接近乃至实现最终的理想。   我们也许还记得当年粮票的命运。因粮食供应不足而采取凭票购买的政策,和大城市户口代表的良好基础设施和福利待遇供给的稀缺有限何其相似。后来,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尽管明令禁止,但粮票事实上变得可以买卖流通,使得流动人口在外地也可以买到口粮,客观上加速了人员流动和经济发展。最后国家承认了粮食的自由买卖,粮票也就寿终正寝,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眼下一些城市的户籍改革尝试让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实现户口迁移,虽然也被一些人扣上了变相“倒卖户口”的帽子,但这种事实上的“户口交易”有利于打破大城市户口铁板一块的僵局,无疑是朝着彻底废除禁锢人员流动制度的积极努力。看不懂这一点,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户籍改革公平性的要义所在,户籍改革只会在这种没有建设性的责难声中更加步履维艰,遥遥无期。(王甘武) 孩子们在户籍藩篱中苦苦挣扎   蔡语驰,十几年前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自幼在北京读书成长,但她被挡在北京户籍的长城外。去年11月,2009年高考网上报名之前,老师通知蔡语驰回原籍报名。一系列波折后蔡语驰报名没有成功,一怒之下,她的父亲委托律师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燕赵都市报》3月3日)   对于这场状告教育部的官司,我们没必要乐观地期待它的结局。说白了,蔡语驰和她的父亲无非是想以这场官司的噱头,来唤起政府关注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一个被户籍及依附在户籍之上的教育法规所“伤害”了的群体的权利。   不妨粗略地看看蔡语驰所代表的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据统计,仅在北京,受困于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被迫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或沦为留守儿童的孩子就高达40万之众;在全国,5800多万留守儿童和2000多万流动儿童成为特殊群体。   在当前户籍和教育制度束缚的模式里,即便一些孩子能幸运地在城里读完小学和中学,高考也是一道坎。现阶段城乡之间的义务教育尤其是初中教育差异很大,返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就面临着教育内容的衔接问题。这一人为困境,使他们的未来依然难以摆脱父辈们飘忽不定的命运。   虽然解除户口限制的呼声喊了很多年,政府在拆除户籍藩篱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步伐还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大城市在户籍松动方面,明显有向权贵阶层倾斜的趋向。   比如北京,除升学等特殊情况外,北京现行政策法规只允许四类外地户籍者迁入户口:第一类是国际、国内文化艺术名人、名家和民族传统艺术专家、体育明星;第二类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各类金融机构在京注册机构的高管;第三类是在北京连续3年每年纳税达到80万元,或者近3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第四类是部分在国外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国外毕业研究生学历的留学人员。   前不久,学者胡星斗在《安卓非北京户籍子弟上学权利的呼吁信》中还指出,同样没有北京户口的八大类十多种人——外国人、华侨、港澳台胞、留学回国、外省市驻京机构、投资企业人员的孩子,却可以在北京填志愿报考初中、高中和大学。   由此可见,这些优惠政策根本无缘于那些在北京同样作着贡献的普通阶层。现实不能简单比照,但现实中的经验却可以借鉴。薛涌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指出,美国大学为了照顾到劳工子弟在大学里顺利读书,他们曾经提出“经济平权”的目标,目的就是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平等。以此观照当下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不平等在父辈们这一代还没有完全消弭,他们的下一代还可能因为户口的捆绑而在不平等的求学之路上继续挣扎。   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拆除户口藩篱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化的加快已经催生了大城市里普通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政府必须给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们一个交代。户籍改革纵然千难万难,也不能把难题推到无辜的孩子们身上,他们的未来,也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中国青年报 陈方)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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